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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长军

给灵魂找一个归宿

 
 
 

日志

 
 

由中国作家的“跃进规划”所想到的  

2008-09-11 21:29:5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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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作家的“跃进规划”所想到的
■马龙闪

由中国作家的“跃进规划”所想到的 - 无处为家 - 马长军

苏联浮夸风海报

  不久前,在《中华读书报》上看到一篇题为《中国作家在1958——50年前《作家通讯》上303位作家的“创作规划”

》的文章(见《中华读书报》2008年7月30日第3版),内容是讲在这个“大跃进”年代,中国作家响应号召,像工人、农民在工农业生产中一样,制订规划,大搞“创作跃进”的情况:有的作家“1958—1959年”要写“长篇小说两部”;有的在“1958年”一年,要创作“大型歌剧、京剧、多幕话剧”各一部、相声、鼓词各一两段(首)、外加“短文20篇”;有的在三年间要写各种长短诗493首,总计28500行;有的两年间要写诗、剧和长篇小说共10部100万字,等等。

  看到这些,我禁不住想起了苏联作家在他们当年的“大跃进”年代……

苏联也有过“大跃进”

  苏联当年也是有过“大跃进”的,这发生在1928至1933年间;对于这一点,在中国很少有人了解。但只要翻阅一下这几年的《真理报》,“大跃进”这个字眼,就会频频跳进你的眼帘。苏联那个时代进行的“大跃进”,主要是工业化“大跃进”。实际上,苏维埃俄国早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就进行过“大跃进”的尝试,但那是战争年代不得已的措施。苏联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才展开了真正的“大跃进”。看来,俄文词“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大跃进”),就源于那个时期。在1958年中国的“大跃进”年代,对“大跃进”的中译俄一词,就原原本本借用了俄文“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一词。当时,就连学俄文的许多人也未必了解,“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是一个纯粹的俄文词,他们还以为这个俄文词是从中文的“大跃进”翻译而来的。实际上,苏联原本就有自己的“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中国的“大跃进”一词,实际上是从苏联拿过来的——不仅这个词源于苏联,就连“大跃进”本身,即用超常的高速度,像跳跃猛进一样,进行经济建设“赶超战略”本身,也是源于苏联的。在上世纪50—60年代,赫鲁晓夫和一些俄国人只知道揶揄嘲笑中国人的“大跃进”,对他们自己曾发生过的“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却讳莫如深。在苏联时期的历史著作中,苏联学者就很忌讳把自己这段历史称作“大跃进”,所以人们很少了解,苏联也有过自己的“大跃进”。笔者对苏联“大跃进”的了解,也只是在查阅那个年代的苏联报纸时才知晓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近年出版的苏联史著作,已不再回避当年“大跃进”这段历史了。比如,近些年一部在俄罗斯很具权威性的历史著作,即由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集体撰写的《20世纪俄罗斯史》,就专门设有“‘大跃进’的重负”一节。最近,一本专门为中学生和中学应届毕业生编写的《俄罗斯历史》读本,也专辟“大跃进(1928—1933)”一节,用相当篇幅叙述了这段历史。实际上,苏联当年进行的不仅仅是工业的“大跃进”;在农业集体化方面也称得上是“大跃进”的,由原定用1—2个五年计划实现的集体化,提前到了1—2年完成。结果,工农业“大跃进”双双受到惨重挫折,基本以失败而告终。最直接的严重后果是,像中国一样发生了“困难时期”;但苏联的“困难时期”持续了“两年”,发生在1932—1933年,非自然死亡人数至少达数百万人之众,上述一书提供的数字是1000万至1500万人之间,较准确数字至今仍在研究当中。

苏联作家在他们的“大跃进”年代

  上面提到,中国作家在1958年“大跃进”中,曾大搞“创作规划”和创作“跃进”;那么,苏联作家在他们当年的“大跃进”年代,又做了些什么呢?了解一下这个问题,或许是饶有趣味的。

  苏联的“工业大跃进”,要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每年度基本建设扩大1倍,生产量增加30%,黑色和有色金属、汽车、农业机械和生铁等品类的生产,必须比原计划多出产1倍。巨大钢铁联合企业项目,则要比其原设计能力提高3倍。为达此“大跃进”指标,在各条经济战线展开了“工人突击手运动”。当时苏联最大的文学团体“拉普”(全称为“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由于把自己定性为“无产阶级作家组织”,认为自己这支作家队伍的成分,也应是工人作家占绝对优势;在他们看来,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在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中充分反映生产劳动,充分反映工人生活和工人阶级的历史进程。而当时之所以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就是因为“工人成分不足的缘故。”(《真理报》,1929年10月27日)鉴于此,“拉普”仿照当时党在经济战线发起的“工人突击手运动”,在1930年10月30日“拉普”书记处会议上,“向各地方组织提出了实现作家成分工人化的任务,其办法是,在各企业单位建立文学小组,吸引有才华的工人参加”,于是,提出了“招收工人突击手进入文学界”的口号,甚至把“生产突击手”推崇到“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中心人物”。实际上,这些“工人突击手”大部分才刚刚摘掉文盲帽子,文化程度稍高一些的,充其量只会写墙报稿子。但为扩大作家队伍中的工人成分,把这些“工人突击手”统统拉入了“拉普”作家队伍,这样,在短短一年时间内,“拉普”的作家就扩大到了上万人,其中工人成分一下子上升到了百分之八十。(《真理报》,1931年9月30日)这就使“拉普”以其是一个“工人化”的无产阶级作家组织而大肆炫耀。

  在这个“大跃进”年代,“拉普”的第二个重要行动,是以“突击”、“跃进”的方式,大写“五年计划的英雄人物”。“拉普”的指导思想是,文学创作应直接服从于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任务。他们提出了一种“理论”,认为创作方法或“风格”,是随社会历史条件提出的具体任务而不断变化的;而“无产阶级文学”甚至每十年间,就可能有好几种方法或“风格”。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文学的体裁和风格”,应被看做“是在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表现”,因此,应该有“国内战争时期的风格和经济恢复时期的风格”,而现实生活也会最终表明,“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无产阶级文学……会表现出一种崭新的风格”。(原载《在文学岗位上》,1930年17期,第21页;转引自B·阿基莫夫:《关于艺术方法的争论》,列宁格勒1979版,第236页)正是按照这一“理论”,在1931年5月,“拉普”书记处通过一项决议,以军事命令的语调,要求“所有协会和各个无产阶级作家”,“要立即着手对五年计划的英雄人物,即获得列宁勋章和劳动红旗勋章的工厂和工人突击手,进行艺术表现”。决议特别强调,“这一任务务必执行,要在两个星期以后,对完成进度的情况进行检查”。(原载《在文学岗位上》,1931第14期第2页;转引自《俄罗斯苏维埃期刊史纲(1917—1932)》,第407页)按照这一决议精神,在作家中立即进行了大规模动员,把作家们分派到了全国各地的工厂、矿山和建筑工地,要求他们以完成突击任务的方式,大写特写“五年计划的英雄人物”。而获得列宁勋章和劳动红旗勋章的工厂和工人突击手,则是艺术描写的重点对象。这样,对高度复杂的创作任务及其进展速度提出的要求,就简直像对待生产工农业产品那样,采取了极为简单化的做法。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只能用匆匆写就的通讯报导和人物特写,来代替真正的艺术作品。

  中国和苏联两国作家的上述情况表明,中国作家在1958年是以制订“创作规划”的方式,进行创作“大跃进”的;至于执行结果如何,未见详细披露。苏联作家在其“大跃进”年代,则是借着经济战线的“生产突击手运动”,吸收大批“工人突击手”参加作家队伍,并以突击的方式,动员作家大写特写“五年计划的英雄人物”。两国作家具体行动方式虽然不尽相同,但其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则是一样的,就是用纯行政的方式,指导精神文化工作,认为文化工作不仅可以用“大跃进”方式来大搞特搞,而且其精神产品也可以像生产铁锹、面包一样,定期定量地大批生产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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