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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长军

给灵魂找一个归宿

 
 
 

日志

 
 

熊培云:农民如何救亡图存?(下)  

2010-11-21 15:28:2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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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纪事●

    ◎ 熊培云 资深媒体人

    连绵不绝的兵祸,一望无际的贫困,暴力立等可取,正义下落不明,大家各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凡此种种,都是当年农民消极抗日的理由。结果是,“在许多壮烈的战役中,始终未闻有乡长或村长挺身而出率领村民死守乡土,或尽责协助军队维持秩序。因为这许多村老爷们,不早早溜之大吉便摇身一变已为道地汉奸”。

    曾经研究过抗日的人也没忘对我叹息:当年日军在华北扫荡,常常是后面走着两百个日本鬼子,前面走着两千个中国鬼子,即通常说的“二鬼子”、“皇协军”。如果不是这样,中国的抗日战争哪里要打上八年?!

    所以,在本地有关民间抗日的若干材料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故事:

    之一:马口中房村人淦长世,年二十二岁,务农,身体魁梧,精通武术,1939年5月,有日军二人来村掳掠,淦乘其不备,持棍击毙一人,另一人持枪反击,淦中弹身亡。

    之二:1942年,滩溪群众在滩溪桥下密埋炸药,向日驻军警备队诡称中国兵到达滩溪街,日军信以为真,集合20余人冲过木桥,踩发炸弹,三名日军炸得尸体横飞,余皆逃窜。(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写下前面几节文字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的是美国电影《爱国者》里的一个镜头:义愤填膺的农夫马丁大叔(梅尔·吉普森饰),不顾安危冲进被英军点燃的自家房屋,找出一把斧头和几条枪,然后带上两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幼子,去营救可能会被英军绞死的大儿子。几分钟前,当着众人的面,就在家门口,他的二儿子被残暴的英国军官射杀。

    故事发生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这位父亲的名字叫本杰明·马丁。早年他曾经扛过枪,打过仗,深知战争的残酷无情。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可以解甲归田,生儿育女,过上和平常人一样的日子。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田地,一个幸福的家庭,一大堆可爱的孩子,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马丁最大的兴趣是当一个木匠,可以为自己亲手做一把摇椅,将自己后半生放在上面慢慢摇,一直到老,而不是在写满刀光剑影的战马之上。正因为此,当美国人向英王乔治三世宣战,各州开始讨论是否应该征兵以抗击英军时,马丁十分坚决地表明了自己的反战立场。理由很简单,他是一个有家庭的人。(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在马丁看来,对于一个有家庭的人来说,爱国是件十分奢侈的事情,因为少了谁这个家都不完整了。而且,根据以往的经验,他知道战争一旦打响,最后战场将不是在前线,而是在每户人家的房前屋后。所以当有人说“宣战是为了反对的是英王的暴政”时,马丁立即反问,“我为什么要害怕三千英里以外的一个暴君,而不害怕一英里以外的三千个‘暴君’?”

    马丁首先是一个爱家者,因为对家的这份热爱使他客观上成为一个为人称颂的爱国者。尽管曾经顾虑重重,当家园被毁,儿子被杀,马丁还是义无返顾地拿起了武器。从农夫到战士,变的只是身份,事实上马丁什么也没有变。无论是起先反战,还是在后来成为高举自由旗帜,带领美国人民冲锋陷阵的英雄,怯懦也罢,勇敢也罢,但都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

    在此意义上,所谓独立战争、卫国战争,归根到底都是保家战争。否则,你将很难理解今日中国,本是和平的年代,为什么有人会站上高高的屋顶,朝着自称代表“国家利益”的拆迁队扔石块、放礼炮,呼吁媒体帮他们打一场家园保卫战,更有甚者不惜一死,愿为保卫家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在这位美国农民身上,观众可以看到华盛顿的影子。影片结尾,马丁之所以功成身退,重新回到他的家乡,是因为坚持这样一个信念:打仗不是为了打天下,不是以“血酬”换取权杖与爵位,甚至都不是为了缔造一个国家,更不是像格瓦拉一样不断革命,把将子弹射向敌人的胸膛当作一生中最大的快乐,而是为了从此可以不打仗,可以安安心心地做一回农民,继续设计制作他的摇椅。

    同理,抗日战争虽然被理解为中国人的“保家卫国战争”,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历史所能见证的更多仍是“保家战争”。他们要保卫自己的家庭成员不被屠戮,保卫由家庭延伸而出的土地与财产。只有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战,这样的国家利益才可能真实可靠,才可能符合国民的真实意愿。

    正因为承认国家的价值在于保卫“公民之家”,所以美国一直保持这样一个传统,不仅藏富于民,而且藏枪于民,以增强国民自卫的能力。试想,马丁当时如果只是拿着根棍子与一群手握长枪的英国兵拼命,即使曾经留学少林,恐怕也是救不出他的儿子的。

    农民消极抗日,顾小家却不顾大家,与国家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不无关系。远在明末,顾炎武曾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这“天下”指的是大家共有之天下,而非“家天下”。由于从来不是国家的主人,皇权之下人们习惯操心的是如何做个好臣民,而不是谁来做皇上。如果真有改朝换代,也由不着他们来想,所谓“家天下兴亡,匹夫无责”。而这种“家天下”的观念,直到近代才略有消解。正是由于从来没有公民观念与公民概念,不了解世界上还有“元首制”,中国人在第一次见到古罗马帝国的“Im pera-tor”时,才会慌慌张张译成了“皇帝”。殊不知,古罗马的“Im perator”和中国以天下为私产的“皇帝”完全是两个概念。

    谈到个人与整体的关系,没有比罗斯福说得更好的了:

    “在每一片土地上,时刻都有使人分道扬镳和使人走到一起的种种力量在发挥作用,在为各遂其志而奋斗的时候,我们乃是个人主义者;但在作为一个国家而寻求经济和政治进步的过程中,我们就成了一个整体,不是全体向上,就是一起坠入深渊。”

    今日中国社会,较臣民时代无疑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那就是公民意识、公共精神的成长与现代国家观念的形成。抗日战争时期,许多人只有战火烧到自家门口才知道抵抗的意义。而现在不一样,即使是千里之外的房屋被强拆,素不相识的网民也会公开表达反对意见,因为他们不仅有了公民意识,而且在他人的命运中看到自己的命运。过去需要用巨大苦难才能形成的命运共同体,今天只需常识大家就可以感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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