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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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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效民:1947年前后的民生问题  

2013-05-26 09:29:4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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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前后的民生问题
日期:[2013年5月26日]  版次:[AA26]  版名:[南方评论 历史评论]  稿源:[南方都市报]   
 

    史鉴散照

    □智效民 山西学者

    1947年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年。国共两党在江苏、山东乃至东北等地的军事冲突愈演愈烈,从而使老百姓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对于这种情况,各路媒体都有报道,其中又以《群众》周刊较为突出。

    《群众》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一个理论刊物。它1937年创刊于武汉,1938年跟随国民政府迁至重庆,与《新华日报》一道归周恩来领导。抗日战争胜利后,它于1946年迁到上海。1947年年初,因为预料到即将被国民政府查封,又转移到香港。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因历史使命已经完成,遂自动停刊。

    《群众》转移到香港后,为了配合内战的需要,发表了一系列抨击国民党政策、宣传国统区黑暗的文章。比如在1947年5月15日出版的第16期上,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生存斗争的新浪潮》,其中就有一些具体的数据。文章说:“四月份以来,米价的高涨,严重的威胁着每个家庭每个人的生活。一月底还是六万元一担的白粳,现在已经涨到三十五万元了。三个月就涨了六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文章引用《大公报》记者的报道说,上海总仓库负责人曾经明确表示:“我们存粮很多很多,足够上海四五个月的消费”。但由于这些库存粮食大多数是军粮而不是民用,所以就出现了上述情况。与此同时,该文章还引用《华商报》的说法来形容当时的局面:“各地粮价上涨如飞,涨势之猛,为近半年所未见。”(《群众》影印本第11卷373页,中国和平出版社1989年出版)

    随着米价上涨,各种物品的价格也一路飙升。相比之下,民众的收入却没有增加。为了生存下去,上海、南京、无锡、芜湖、宣城、成都、北平、保定、蚌埠等地出现了抢米事件。与此同时,工人罢工、教师请愿、市民游行也此起彼伏,遍布全国各地(同上,第376-377页)。

    如果说米价飞涨已经严重影响到市民日常生活的话,那么在生产粮食的农村总会好一点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在同一期《群众》上还有一篇文章反映了当时的情况。该文的标题是《残酷压榨下的农村》,其中分“征粮·征实”和“高利贷”两大部分。文章说,从1945年下半年到1946年上半年,农村先后有征收军粮、暂借军粮、公路修整费、电杆费、自卫经费、保甲捐等摊派。这些摊派加在一起,远远超过了田赋征收的数额。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文章对湖南邵阳县永和乡一家小地主作了分析。这个家庭共有11口人,35亩地,能收租60石上下。如果不遇荒年而且节省一点的话,是能够维持温饱的。但是这个家庭除了田赋以外,还要交纳军粮9石6斗,暂借军粮5石4斗,征购军粮7石3斗,自卫经费每月5斗6升,修整公路费13500元,电杆费27300元,保甲捐每月1200元。因此文章得出如下结论:“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国民党统治区的民变是这样汹涌澎湃”的根本原因(同上,第378-379页)。

    由于负担太重,许多农民不得不寅吃卯粮,靠借贷度日,因此农村的高利贷十分猖獗。据说从1946年3月开始,邵阳地区的高利贷是“大加一”,即每借到1万元,1天就要向债主支付100元利息。也就是说,如果农民向债主借1万元的话,到了3个月头上,连本带利就要还债主2万元。到后来,因为需求旺盛,高利贷涨到“大加三”,即每借1万元1天就要支付300元利息。如果农民向债主借1万元,到了1个月头上,连本带利就是2万元了。即便如此,要想借高利贷还必须有关系和担保,否则是不可能借到的。

    除了借钱之外,农村中还流行借谷。根据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在春天青黄不接时每借谷3斗,到了秋后要还1石。由于春季的谷价要比秋后的谷价高得多,所以它的利息比借钱要重得多。但是为了活命,许多农民只好咬紧牙关走这条路。因此文章在结尾时写道:“饥饿和死亡的威胁,把农村投入混乱的,动荡不安的局面中,这种骚动的程度是一天一天更加厉害起来了。”(同上,第379页)

    对于上述情况,《观察》的主编储安平也有评论。他在当年5月24日出版的《观察》上撰文说:“一个局面的趋向瓦解,总由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所致。……近一月来泛滥全国的米潮和学潮,无不表现当前局面之岌岌不可终日。”他还在嘲讽中非常担忧地指出:“张群内阁一上台,物价就抢先贺喜。米价在半个多月内陡涨至一倍以上。上海、杭州、无锡、芜湖、宣城、合肥、吴兴、衢县、以及远至四川的成都,无不有抢米风潮;甚至堂堂首都,亦竟不免。孑孑小民,不惜冒一死以挣扎其生命,这说明民间疾苦已经严重到什么地步!抢米行为不限一地,竟然成为一种全国性普遍现象,这说明我们的国家已经乱到什么程度!”难怪他在文章一开头就作出如下判断:“大局浮动到了极点。到处不安,到处忧惧。旧局面正在瓦解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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