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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长军

给灵魂找一个归宿

 
 
 

日志

 
 

“白卷英雄”印证了知青上山下乡的破产  

2013-10-31 21:21:3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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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卷英雄”印证了知青上山下乡的破产

当年的“白卷英雄”如今成了上市公司的老板,“反潮流”的无产阶级知识青年榜样变身为“资本家”,轰动一时的政治红人这一回是过眼烟云的八卦主角。如果不是当年“白卷英雄”的辉煌经历,今天他的公司恐怕没多少人知道——其实大家未必在意他的公司,看了那条八卦新闻的人们,有几个注意了他的公司名称?大概也没有几个是因为想买他公司股票而关注他本人的。说到底,人们还是没有忘记“白卷英雄”那场闹剧。

“白卷英雄”张铁生1968年初中毕业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潮到农村插队,随后他的母亲也响应“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而回老家落户。他在农村劳动、生活了五年,这期间他的政治表现显然还是很符合形势要求的,应该是踏实肯干而获得了农民的认可,所以还被社员们推选为生产队长,也就是说,他具有了愿意扎根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积极表现。但是,他的内心深处的的确确坚决响应党的号召无怨无悔要与贫下中农同甘共苦扎根农村一辈子吗?

我们不知道张铁生当初是否也像有些知青完全是出于被浓烈的政治气氛所裹卷而无奈上山下乡,对某些知青上山下乡之后心生悔意而千方百计返城“吃闲饭”是否心有戚戚,当众多知青十二万分虔诚地发誓“一辈子住在农村也不烦”时,我们也无从得知他是否心里暗暗发笑。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作为一个表现完全符合政策要求紧跟形势且相当积极的知青,张铁生应该属于当时所谓的“主流”,然而,只要他不是苦行僧,出于本性使然,他对食不果腹的乡村生活不会乐意不会甘心,否则,他何必去参加1973年的高考?虽然那个“激情岁月”曾经冒出过不少“农村大学”,但那全都无须考试。就从令他扬名天下的“白卷”故事来看,他到底还是很想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

其实在那张轰动一时的“白卷”出现之前,也就是张铁生获得大队推荐之后,参加公社的初步考核时,他就在考卷上写了致上级领导的一封信,说明考大学是自己幼年就有的愿望,这足以表明,他很迫切地盼望上大学,急于脱离农村艰苦的生产劳动。张铁生实在是太有心机了,用一句比较老套的话说,这人“政治上很成熟”,他十分善于把握机会,上边要知青上山下乡,他就赶紧落户农村,现在上边要高考,他就说自己从小就想上大学,步步紧跟形势。其他知青没有这样的想法吗?也许不计其数,那些年知青向上级写信表达自己的“革命思想”还是相当流行的,因写信而一鸣惊人一炮走红的不止张铁生一个。只不过这一回大家没有张铁生这样的“胆识”,估计有人可能担心在考卷上随便乱写涉嫌违犯“革命纪律”而不敢造次,很多人已经习惯“一切行动听指挥”了,怀疑中央的高考政策,还是需要仔细掂量的,没准被被扣上一个反革命大帽子,落个“永世不得翻身”,岂不太冒险了?再说很多知青大概还是有点自信的,相信自己有机会考上大学,自己的政治表现也许可以弥补考分的不足,谁还愿意搅局?

但张铁生不一样,他显然很清楚自己一个初中生,又多年不碰教科书,自己有几斤几两自己心里有底,跟别人拼分数没底。再说他的政治表现也只能说是一般,在此之前也就是一个生产队长而已,还不是党员,只是一个没有什么特殊表现的共青团员,要想顺利上大学存在一定困难,他必须另辟蹊径才能有所突破。不过,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他明知自己上大学的机会渺茫,参加高考纯粹是当陪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上大学,未免心有不甘,冒险一搏,以革命的名义搅黄这次高考,发泄一回郁积已久的怨气。

张铁生在“白卷”上写信并非一时冲动,事前就处心积虑写好了那封令他名扬天下的“白卷”信。我甚至怀疑,从被推荐起,他就开始谋划了。在县城参加统一的文化考查时,他并没有一上考场就写他的“白卷”信,前两科考试结束,他大概对自己的成绩已经心里有数了,直到第三场考理化,只答了3小题,故伎重演,才又在考卷上给领导写信。后来公开的情况显示,他语文得了38分,数学得了61分,理化仅仅得了6分——就是这6分,让他获得了有史以来独一无二的“白卷英雄”称号。看来,他的确早已盘算好了,先摸摸考试的情况,如果成绩可以,那就顺势而为,成绩不理想,则剑走偏锋赌一把,于是有了这份爆炸性的“白卷”。

我甚至猜想,张铁生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1973年并非一个寻常的年份,由于前两年大学按照新制度通过基层推荐而招收的工农兵学员多数文化水平低下,这一年国务院对招生政策做了调整,要求对被推荐对象进行必要的文化考查,虽然同时也强调防止“分数挂帅”,但究竟还是要看看考生的分数。这一变化曾引起经常插手教育领域的“四人帮”的不满,而张铁生所在的辽宁又是“四人帮”的得力干将毛远新一手遮天。张铁生也许能够预料到这张“白卷”会被呈报上去,即使不被重视,应该也没有多大问题,他只是为自己表功,也可以说是向领导求情照顾自己,既没有指责政策,也没有明确“批评”或者“批判”别人,他的政治运气在当时真是太好了,一张“白卷”,让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不小心”一下子也改变了高考的命运,改变了很多“工农兵”的命运。

“白卷”信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后也遭到很多知青的嘲讽,但把持政局的“四人帮”一意孤行,他们要充分利用张铁生这个“白卷英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张铁生把政治当作工具为自己青云直上架云梯,然后他自己又成了别人借以打击政敌的工具。“白卷英雄”与随后的“黄帅日记”和“马振抚事件”一起成了影响极其恶劣的重大教育事件和政治事件,就事论事而言,这三起事件如果发生在今天,不过就是几条热闹一阵的教育新闻,很快就会被人忘记。但在那个政治无孔不入而“触及灵魂”的时代,人都成了政治动物,所谓“教育”,不过是在训练政治动物。

张铁生被利用其实完全是自觉自愿的,也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彻底摆脱农业劳动。他一边愿意响应号召而落户农村,一边又表白从小就想上大学,表面上看是此一时彼一时,实质上却反映出,作为知青,对上山下乡已“看破红尘”,无法坚守当初所谓扎根农村的“革命理想”了。广大知青上山下乡整天“与人斗与天斗”,到底也斗不过对幸福安逸生活的向往,没有几个能够经受得了农村残酷现实的考验。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究竟是为谁?为知青还是为农民?知青没有给农村带来什么革命性的变化,饿着肚子的农民也无心跟着知青玩政治杂耍,农民对知青的再教育也就是让知青学会用原始的方式生产劳动,以及让知青学会忍饥挨饿。

让知青上山下乡就是一场闹剧。深入地去探究,就会发现,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肇始,与当时国家经济状况密切相关,一味强调阶级斗争抑制了经济的发展,而不切实际的计划经济政策使国家无力创造就业机会,却又限制人们自发创业,与此同时,共和国成立后迅速增长的人口更加大了就业的压力。政府本该改弦易辙创造就业机会,偏偏执迷不悟,却想出高喊政治口号鼓动知青上山下乡的“奇招”,实际上就是把城市劳动力转移到农村,免得城里闲人太多惹出什么不可收拾的麻烦。可这样一来,农村替政府分担了压力,却也不得不把自己可怜的收入分散给大批的知青,加重了农村的经济负担,使农村愈加贫困,而农村大锅饭式的生产还经常遭遇种种政治折腾,直把农村折磨得家家都快揭不开锅。这样的处境,让城市青年如何继续忍受?当离开农村改变命运的机会来到面前时,哪怕这机会小得叫人感到渺茫,他们也没有理由不去努力争取。

所以,我能够理解张铁生写“白卷”信盼望上大学的迫切心情,也可以认为那是出自他希望改善自己处境的本能。从他身上足以印证,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彻底破产了,后来的返城大潮几乎一下子把豪情万丈上山下乡的知青全都卷回城市,更是一个绝佳的证明。

至于“白卷”以及他本人被树为“白卷英雄”被别有用心地利用,恐怕是他当初没有料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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