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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长军

给灵魂找一个归宿

 
 
 

日志

 
 

马长军:张贤亮小说主人公拒绝出国的背景  

2014-10-27 21:48:5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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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小说主人公拒绝出国的背景
日期:[2014年10月26日]  版次:[AA20]  版名:[随笔]  稿源:[南方都市报]   
 

    文艺春秋

    □马长军 河南教师

    一生坎坷的著名作家张贤亮在上世纪80年代写出的《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不仅在文学界引发激烈争议,也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的《灵与肉》中“许灵均”被称为当代文学艺术画廊里成功的爱国者的典型形象。有人称作者出色地讴歌了这个劳动者的“爱国深情”“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热爱祖国,热爱乡土的深情”(《人民日报》1981年2月11日)“他的恋土之情,爱国之诚,在作品中的表现是生动真实的,饱含深情的,是写得充分的,有说服力的。”(《朔方》1981年第5期)“在劳动中,在大自然中,在同朴实的劳动人民的相处中,逐渐治好了他对命运的委屈,消沉,悲怆,绝望,而代之以对生命,生活,自然和人民的热爱,他重新获得了勇气,信心,他成了一个强者。”(丁玲《文学报》1981年4月2日)“它所体现出的爱国主义思想,不是什么外加的作料,而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性结果。”(《电影艺术》1982年第7期)“作品中主人公许灵均拒绝随父出国,展示了知识分子的孤傲和家国情怀”。(《中国青年报》2014年9月30日)

    作者自称“《灵与肉》并不是出于当前有些人想出国,以致人才外流这种背景的考虑写的”,因为“宁夏地处边陲,弹丸之地,我又孤陋寡闻,这种情况在我心目中还不占多大分量”。(《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理论二集》第409页)但作品发表的时机恐怕并非巧合,恰恰正是“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初期第一波出国大潮涌起的1980年。“当社会上出现人才外流、部分青年离国的征兆,一些文艺作品作为急迫的社会问题真实地加以反映的时候,《灵与肉》从一个曾经蒙受冤屈的人物身上如此淋漓尽致地描绘出这样深沉的对祖国、对人民的爱,是别开生面的。”(《文艺报》1980年第11期)作者无意间就迎合了现实政治的需要,这也可能是作者自身经历和认识水到渠成的文化自觉,许灵均身上有作者自己的影子,作者后来有这样一番话:“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在银川生活?这完全是因为我年轻时无法选择———19岁开始劳改,一待就是22年,自然就习惯了。重获自由后去过很多地方,美国呀法国呀,多繁华的地方都体验过了,但觉得只有在这里才安心,所以把它叫‘安心福地’。”(《中国青年报》2014年9月30日)

    许灵均仅仅由于“出身”而成了被发配到边陲的“右派”。在红旗下开始认识人生,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背景下观察社会,他在思想上可能更多的是自怨自艾,还有对父亲的怨恨,背负着无法洗去的阶级烙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除了惶恐不安的自我保护本能,这个生在“资产阶级”家庭,却挣扎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青年还能做什么?“士可杀不可辱”,被家庭遗弃,又被政治抛弃,他的心里难道不会冒出“自绝于人民”的念头?虽然小说很充分地表现了“劳动人民”对许灵均的关爱,但也没回避他遭遇迫害的不堪,使他几近绝望。他后来见到父亲时内心质问:“啊,父亲,那时你在哪里?”当他在人生的深渊挣扎时,是否幻想父亲来搭救?如果他脑海里闪现过这样的念头,大概罪恶感会长时间伴随着他,那会证明他还没有跟属于阶级敌人的父亲“彻底划清界限”,他就永远不能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分子,就仍然只能是一个站在无产阶级对立面而需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的“右派”。许灵均没有抱怨命运的不公,摘掉“右派”帽子,“他的幸福感在不断地增长。一种纯然的快乐情绪就像酒精在血管里一样,开始把半痴半呆转化成兴奋的晕眩”,仅仅借没有文化的妻子之口发了一通牢骚:“过去说你是右派,隔了大半辈子又说把你搞错了;说是把你搞错了,又叫你二天莫再犯错误,晓得搞的啥子名堂哟!到底是哪个莫再犯错误!”大半辈子的“改造”成效显著,政治帽子摘掉,精神枷锁还没有松开,许灵均早已失去质疑的习惯和勇气,反而习惯了逆来顺受。

    “在长期的体力劳动中,在人和自然不断地进行物质变换当中,他逐渐获得了一种固定的生活习惯。习惯顽强地按照自己的模式来塑造他。……那在大城市里的生活变得虚幻起来,只有现在这一切才是实实在在的。最后,他就变成了适合于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而且也只能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20多年里许灵均一直没有再离开过他的发配地,早已成为一个普通牧民,“他发觉他已经不适应城市生活了”。更何况中国的城市一向高高在上地对待农民———至今一如既往,就没打算让农民适应城市生活。更遥远更陌生的海外又将潜伏着怎样令人莫名恐惧的危险?20多年“只许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一个曾经朝气蓬勃的少年变成了内向得几乎封闭了心灵的许灵均,习惯了本能的自我保护很可能使他对模糊的“海外”满腹疑虑,面对牧场之外的世界,他可能不由自主地选择退缩,他也许不敢想象,一旦跨出国门会陷入怎样的困境?对他来说,最艰难的日子都熬过来了,眼下的生活虽不富裕,但足以让他感到安心,他不奢望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许灵均应该是自觉接受了“劳动光荣”与资本家剥削有罪的观念,这使他与本来就没有多少亲近感的父亲之间多了一道意识形态鸿沟。即便改革开放风生水起,国门已经打开一条缝,1980年前后,我们对“外边的世界”依然所知甚少。许灵均尽管已是光荣的人民教师,却生活在信息依旧极其闭塞的边陲,他也许还会认为作为资本家的父亲为攫取剩余价值而把工人推入水深火热之中。他内心可能对父亲不仅有些感情陌生,还有些政治和道德排斥,带着自以为是的政治和道德优越感拒绝了资本家父亲的安排。小说中提及“几个异母弟的无能”,也在试图说明彼岸富裕的物质生活不如这里的清贫日子对人有益,更让许灵均占据了道德制高点。

    但是,作为“阶级敌人”被下放到偏僻乡村,很多“右派”没有“许灵均”那么“走运”,不仅得不到任何同情和关照,反而像患了传染病一样备受歧视而遭到当地人的集体排斥,还时常躲不过肉体折磨,屈辱地生存着,如此“田园牧歌”,谁会留恋回味?平反也不能抚平他们心中的伤痕,“七八年再来一次”的阴影尚未消散,还不能确定命运由自己掌握,会放弃会拒绝逃离吗?无论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都不足以挽留他们。当然,如果他们愿意热诚地为祖国的社会重建留下贡献力量,理应得到我们的尊敬。完全可以想象,没有许灵均的边陲牧场可能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没有一名像样的老师———21世纪的今天,很多偏僻地区师资不也仍然严重不足吗?可他们要出国,也并不等于不爱国。很多当年出国的人,后来不是又回国投资发展帮助祖国建设了吗?也有人从国外带回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或者进步的教育思想等等。至少,在那个时代,走出国门,这个世界就可能多了一个视野更开阔的人。留住一个人却不能让他解放思想,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何益之有?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外面的世界虽然在我们眼里还有点朦胧,但出国的越来越多,义无反顾流连忘返的也不在少数。“许灵均”后来如果有机会出国看看,会作何感想?对当年的选择有点新的想法吗?他的子女要是有了出国定居的机会,也会拒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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